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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明

8月1日上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曹锦清教授以“民族复兴与话语重建”为题进行了演讲曹锦清教授指出,“重新发现中国”这样一个提法本身建立在中国古代有一套完整自我认知的基础上,而这套认知随时代变迁需要变革,因此我们才要“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曹锦清教授认为,以杜佑《通典》中的描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自我认知中,中国居于绝对而圆满的中心,华夷之间形成中心-四边的伦理秩序,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的“自画像”。鸦片战争以来,五战五败使得中国自我认知面临艰难的转型,中国近代以来的使命是赶超,自我认知的背景始终是西方。没有赶超的成功,就不会有中国自己的尺度与话语,围绕“赶超”梳理中国近代使命的思想史很有必要。曹锦清教授详细介绍了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先后激发的魏源、林则徐、严复等代表性思想家和先后产生的《海国图志》、《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等具有代表性的书籍,救亡、赶超、民族复兴的近代主题逐步明晰。在赶超的主题下,曹锦清教授细致分析了严复、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赶超论,并将这一赶超的过程一直叙述到当下。曹锦清教授指出所谓话语重建,就是重建我们中国的价值尺度,寻找中国的尺度、中国的立场、中国的方法,是话语重建的核心,勉励学员要寻找中国自己的语词来表达我们的价值,表达我们的感受。

8月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国务院农经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温铁军教授为学员做了题为“生态化知识重构与乡村振兴”的报告。温铁军教授指出,时至今日世界已经由产业资本主导的工业化时代过渡到金融资本占主导的金融化时代。中国已经先后成为产业资本总量最大、金融资本总量最大的国家,因此必然面临激烈的国际博弈,而且也不能继续沿着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只有认真梳理自己一次又一次面对危机的经验,才能做出最大的学问。今天中国转型为生态文明的调整对人类具有一定的引领意义,将是走出发展阶段危机的一剂良药。乡村中包含着自然资源的生命过程,存在着资源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多样性之间的有机整合。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乡村,不仅可以将乡村当前的平面资源开发变成多种资源的立体开发,而且大量的资产流进乡村,使国家的金融安全获得落地的载体。侠客棋牌温铁军教授指出,知识重构面对的是当下很多研究者缺乏探索能力、用重复代替生产的现状,他勉励学员直面当下的危机,提出新的问题,成为真正的知识生产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教授为学员带来了“一门西学的中国化:对某些历史纠葛的思考”的报告。王铭铭教授提到了自己对“重新发现中国”这一议题的看法,他指出,这一议题是个世界性话题,我们不应误以为这是国人的独创,不应只有自信而没有文明的自知之明。王铭铭教授的报告主要围绕人类学中国化的历程展开。他分五个阶段梳理了1880年代以来海内外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主要成就,基于学科史梳理,他表明,用“当地概念”解释“当地事实”本是西方人类学家信守的理论概括准则,这意味着,所谓“中国化”早已在西方学界得到重视。相形之下,中国社会科学家们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反倒是少得多的。我们费了将近一个世纪在中国套用西方理论,甚至将这些理论当作“民族传统”来宣扬,以至于到当下,我们尚待真正领会“从土著观点出发”的智识态度。与此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其他任务,比如,试着以国内各民族的概念和整体文明的时空模式解释世界。王铭铭教授指出,要通过“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理论,便要检验所谓“理论”是否有世界性解释力。

 

▍中国的知识与实践

8月2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房宁研究员为学员做了“民主的中国经验”主题报告。房宁研究员以社科院政治学所“用脚底板做学问”的口号开场,指出政治学研究者要面对文本和事实的差距,还原法还原事实,才能“重新发现中国”。从历史的角度、亲身的经历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摸索进行了回顾。从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为标志开始反思文革教训,重视民主与法制;到1999年民主问题课题组成立为节点开始认真思考属于中国的民主,“牢牢举起民主的大旗”;再到2005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及相关课题的研究,最终提出了“三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房宁教授从民主的阶段论认识的形成、民主就是调动人民积极性、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三角度对“三统一”做了分析,并指出中国的民主道路选择是生产性激励,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是鲜明特点。侠客棋牌“三统一”、协商民主为重点、循序渐进的发展人民的权利、摸着石头过河和探索式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四大经验。

8月2日下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系副主任景跃进教授为研修班学员带来了题为“为什么要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演讲。景跃进教授认为,“重新发现中国”这样的表述意味着某种认识论的转换。大体而言,知识界关于中国政治的“主流观点”,由于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成功、外部世界发生的出人意料的变化,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对此,海外学人作出了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从“中国崩溃论”到“威权弹性”、从“威权弾性”到“威权强化”等不同的回应。中国学界也逐渐出现从套用理论到重视本土研究、从病理分析转向生理分析、从西方话语的搬运工转向理论建构的探索者等诸多变化。基于上述变化和问题意识,中国政治学研究正在出现深刻的分化,其中“批判-病理分析”与“维护-生理分析”的边界日益显见。景跃进教授认为,基于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新政治学”研究应包括四个层次,首先找到恰当的概念,摆脱无法言说自己的困境,进而对中国经验现象做出相应的机制-因果解释,再而对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进行重构,更高层次是对中国经验做正当性论证,重构普遍价值。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熊万胜为学员带来了题为“本土知识传统与未来趋向”的主题报告。熊万胜教授指出,学术的本土化有两个基础,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帮助建立对于社会发展的自信;另一个是基于文化自觉的知识自觉,是要接续中国人的知识传统。侠客棋牌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传统的文人如何处理经验问题并形成知识。熊万胜教授首先分析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强调知离不开行,行深知切。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对传统的由内而外的知行合一观念的扬弃将认识过程概括成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的辨证认识过程,努力在外在的社会实践中实现知与行的统一。尤其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将这个认知过程和政治过程统一起来,实现了知行合一认知模式的体制化。从此,知行合一在中国就不只是一种个人修行的境界,更是一种体制化的社会认知过程,当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知识分子自身都要在这个社会认知过程中进行定位。毛泽东对于中国知识传统的扬弃,改造了传统议论文、淡化了知性认识阶段、大力提倡实地调查研究、强调实践者亲自去认识。这样一种深具现代性的扬弃并没有否定王阳明式的知行合一修行的价值,尤其是其中基于静定实践的格物致知功夫。学须静也,在手机时代,我们需要向古人学习静心的方法,这是一切学术的前提性的基本功。熊万胜教授鼓励学员,为学需静,知行合一,应该重视本土知识传统,做出更扎实的实地调查和本土化的理论研究。

 

▍本土化的研究方法

8月3日上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张静教授为学员带来了“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的主题报告,主题有关如何从中国案例发现一般性知识。张静教授首先从研究者时常的困惑出发,提出问题——为什么有的定性研究是好的,有的只是简单重复故事?令人无所收获?我们要提供的是故事还是知识?如何从中国故事中发现知识?张静教授指出,高水平的案例研究重视社会现象的公共性、可重现性、可预期性、整体性和历史性,其中的发现不是自说自话,而应具有衍射到其他同类行为的解释能力,具有“预测”别处社会现象的功效。因此,研究者应该做的不仅是讲故事,更重要的是呈现事实中的行为特征、关键条件、动力来源和因果联系,尤其不能错过挖掘起关键作用的要素关系,将中国案例中的知识一般化。侠客棋牌从研究的角度说,这样才会显示与世界交流的价值。张静教授列举了一些出色的中国研究,分析了它们如何利用中国资料寻找未知的因果关系和机制,从而为一般理论做出贡献。

8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卢晖临为学员带来“因果关系与偶成性:叙述的启示”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伊始,卢晖临教授回顾了从德谟克利特到20世纪的因果理论,指出在社会学中,因果关系的问题通常被转化成变量或行动者与外在约束的关系问题,社会学一度倾向于关注因果之间反复出现的特性,同时悬置偶然因素,概率论就很自然地被拿来应用到因果分析之中。但这种概率性因果关系无法适用于任何具体的个案,而具体的个案研究也有意识地与因果分析拉开距离。卢晖临教授强调,社会世界的规律性远远不具备如同自然界的规律那样的严格性和必然性,完整的因果关系必须同时包括概率性因果关系和偶成性,并提出叙述在社会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具体操作方法,即将行动者还原于情境中,通过探讨不同层面的行动者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境,以及他们对这些情境的理解和相应的行为策略,来寻求对社会事实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既展现了社会生活规律性的一面,也为系统地理解偶成性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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